柏可林 摄

　　随着全国两会落下帷幕，天津、广东、福建三大“新自贸区”挂牌进入倒计时。

　　目前来看，在第二批获批的三个自贸区中，天津自贸区突出自身特色，与上海自贸区形成互补、对比试验，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发展实体经济等方面取得较大突破；福建自贸区则突出了对接台湾自由经济区，以及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两大攻略；广东自贸区着力体现在三大方面：构建粤港澳金融合作新体制、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以及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粤港澳交易规则的对接。总体来说，即将正式挂牌的三大自贸区均有明确的定位和当地特色，并计划利用自身优势，以求充分发挥其特定功能。

　　而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大自贸区中，上海、广东、福建三地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而天津作为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经济中心以及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对“一带一路”的国内核心区域和相关国家均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与联动作用。

　　国务院决定对自贸区扩区扩容，这样的新形势给上海自贸区带来了新的挑战。之前，上海自贸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企业和机构的目光都集中在上海。现在新增加了三个地区，企业和机构有了更多的选择，上海需要更多的努力来提高竞争力，以吸引企业和机构的集聚。不过，从上海自贸区设定的目的来说，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从一开始它就被要求制度创新，为了可复制到全国的制度创新先行先试。

　　上海：金融“新51条”

　　新增加的广东、福建和天津，都有清晰的抓手，那么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扩区后，金融改革与创新又要如何施展？在最近浦东新区自贸试验区专题培训班上，上海市金融服务办主任郑杨给出了答案。扩区后的自贸试验区企业约为5.8万家，较原来的28平方公里区域的企业数增加3.8万家，企业量大了、客户量大了，金融创新、压力测试的腾挪空间与余地也大了，但同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贸易如何在新区域实施与推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据悉，上海自贸区自正式获批成立以来，就一直在考虑扩容的问题。以外高桥综合保税区为主的28.78平方公里的初始面积，在上世纪90年代早就进驻满了外资企业和贸易企业，对于新增企业尤其是企业开展实际运营来说，面积太有限。

　　而随着此次扩容，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已步入3.0的新阶段，这一时代最大的特征是自贸试验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上海正联合“一行三会”制定自贸试验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联动的方案，内容约为51条，有别于自贸试验区“1.0版时代”一行三会的“51条意见”，被称为“新51条”。

　　郑杨透露，“新51条”包括五大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先试、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以及完善金融监管。郑杨同时称，今年争取启动“自贸试验区合格的个人境外投资试点”(QDII2)，在郑杨看来，这个境外投资，包括移民投资、房地产投资、境外证券投资和境外实业投资等。

　　“浦东现在在做两套方案，一个是自贸区扩区工作方案，另一个是自贸区辐射工作方案。”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表示，金融创新既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自贸区辐射浦东、扩区浦东重中之重。他透露，“新51条”措施将继续推动自贸区金融创新，陆家嘴金融片区纳入自贸试验区范畴，这要求浦东打好上海自贸区扩区辐射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两张牌。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且面向全球，当时的使命是给全国积累可复制的经验；其次上海是中国金融中心，上海自贸区更多考虑怎样与其金融中心的地位衔接，以及打造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华东理工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孟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的使命并非政策洼地，而是创新并积累全国可复制的经验，当初设立时已有进一步扩容的考虑。”孟磊认为，上海自贸区金融试点与其他自贸区金融试点有所不同，更有全局性，是以全球视野，应对全球金融新格局。

　　“上海自贸区在金融上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只有牢牢抓住金融开放，上海才有望成为一座可以配置全球性资源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看来，建立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是自贸区的改革“重头戏”，将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形成有效互动。

　　天津：“京津翼”一体化

　　参与天津自贸区方案设计的滨海新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彩良告诉媒体记者，作为北方地区首个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的特色主要来自三大方面：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展实体经济、壮大融资租赁业。“自贸区落户天津，无疑会增强天津和滨海新区在京津冀发展中的资源整合能力和龙头带动作用。”

　　根据记者得到的消息，天津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将挂钩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自贸区的总体目标是：经过三至五年的改革探索，将天津自贸区建设成为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法制环境规范、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的国际一流自由贸易园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具体来说，就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努力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

　　据了解，这一表述已被写入天津自贸区的总体方案。这一方案仍有待中央批准。外界普遍预计，第二批地方自贸区的总体方案将在全国两会后公布。

　　“制度创新，可复制可推广，改革开放先行区，这俨然已经成为自贸区建设的基本要求。”一名资深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在定位上挂钩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将成为天津自贸区的一大特色。

　　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京津两市签署的协议中，就专门提出北京支持天津争取批准建立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丛屹认为，天津自贸区不可能单单考虑天津，更要考虑北京、甚至河北省的海港空港优势，进行一体化的设计。“通过政策共享，让京津冀整体受益，才能充分发挥天津自贸区的效果。”毕竟，京津冀不仅是北方经济中心，而且是我国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和国际交往中心；在城市功能上，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必须由京津共同承担。北京拥有科技创新资源优势，而天津则拥有制造业和对外开放门户的优势。

　　业内人士认为，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布局中，交通一体化将率先发力，铁路、公路、航空、港口间的立体化规划都在执行中，基建板块等相关上市公司将受益。此外，京津冀地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的产业转移及产业升级、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及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北京周边房地产的需求上升将带来极大的投资机会，利好京津冀当地建材、钢铁、电力设备、房地产、环保、交运、化工、汽车等行业。

　　天津市自由贸易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专认为，在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方面，天津自贸区大有可为。“自贸区的金融创新政策属于政策的供给或新金融产品的供给。但在金融市场方面，天津和上海的体量不同，但通过京津冀的合作，也能创造出更多的金融需求来。”刘恩专说，“天津可以利用北京的金融业总部优势，在金融监管和一些有金融属性的交易市场的培育上，发挥天津的口岸优势。”